伯伦希尔

首联字帖来源于保利厦门春季拍卖会上双魁堂所藏的一幅行书小品，应《一剪梅》词调，记曰：“落尽梨花隔院闻，楼上啼痕，马上黄昏。青衫薄薄袖笼巾，枕畔香温，灯畔红亲。倾尽醇醪消尽魂，当面宜嗔，背面工颦。可怜风月等闲身，五色湘裙，一色巫云。”——落款署名：张钟麟

这幅手稿的创作时间并无明文记载，但观其落款、钤印及文赋内容，愚以为可以初步判定此稿应书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再精准一些甚至可以把时间进一步圈定在黄埔四期之间到1935年古城婚变之前（翻遍前人诸作，查无此类似篇章，故此《一剪梅》当为张氏本人所拟写）。

这首小词近于“月下樽前”的闺阁侧艳之作，与其戎马生涯的《祭阵亡将士碑》铭文两相对照，前者犹如仕女步春，顾盼流连婀娜多姿，不似后者之壮士挥戈，折冲御辱视死如归；张氏《一剪梅》颇具晚唐五代“花间词”余韵，词意含情悱恻，委婉细致，文人情怀跃然纸上，一洗金戈铁马之峥嵘戾气，其窈窕妩媚之姿仿佛刀枪剑戟丛中忽见风流旖旎之态，何也？盖南宋张炎《词源》“赋情”条有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清人李东琪亦谓：“诗庄词媚，其体原别。”

徐允鹤曾于琅琊空华馆作“思语录”称，历览前贤，书名为画名所掩者有之，书名为诗名所掩者有之，书名为政名所掩者有之，而张钟麟即为书名为将名所掩者也。张氏现今存世墨宝，所能看到的笔迹多是典型的北魏碑派书法，字型多呈纵横之势，楷中寓行，行中寓楷，楷行相间，形神兼备。《一剪梅》诸篇从容娴雅，腴润秀劲，虽是小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举重若轻，不失法度。另如，其碑体行书镜片摹李太白《军行》诗中“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乾”一阕，写得刚柔相济，隐约间透着些风雷气象，大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纵横豪烈之意。

推究其所处年代，民国书法承袭清末崇尚碑学之风，以势为尚，变古为新，南北兼收，碑帖互用，涌现出诸如康有为、沈曾植、于右任等一大批书法名家。王朝宾先生在其《尚势出新的民国书法》一文中称：“清中、晚期，碑学大昌，与帖学俨然壁垒。然六朝碑版无行草书。进入民国之后，时事多变，思想活跃，学人多不规矩于波磔界格，行书书写便宜，应用广泛，资质优雅，抒情达意，世人多好，碑学家亦难违拗。故民国书家多长在行书，纳碑版笔势于行草书之中，行书继明末之后再放异彩。”由此不难看出张氏行书与碑版互融的渊源所在。

张氏传世的一幅碑体行书对联“雄词脱手坚如铸，秀语生花粲欲飞”。上款署“平一同志”，下款署“张钟麟”。从风格上看，活脱脱于右任碑体书法面目。那件作品把于右任碑体书法干净利落而又洒脱不羁、朴质奇崛而又雄逸豪放的艺术特征展露得极为充分。以至于初次见到这幅对联时，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于右任所书，细察之下才发现款署为“张钟麟”。又闻张氏平生最喜文天祥《正气歌》及岳武穆《满江红》，当年在西安碑林习字时专工诸作，师承于右任，深得于体书艺之真谛。其传世之作，实出于功用，无意于书，然注思为文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得其工之妙。从“雄词秀语”一联不难看出，自民国迄今，学于书最似者，唯张氏一人而已。其肖，在面目、在风神、在气骨，非其人不能为也。无怪乎有民国军界“小于右任”之誉。

此前，曾有幸见识过张氏作于甲戌（1934年）春的草书《正气歌》（横幅31×130cm），而传说中的《满江红》现今不知遗落何方，未能一睹风采，引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