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伦希尔

德意志战车球迷表白:“大理石,岩石和钢铁都会折断,而我们的爱却永远不会!一切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我们自己最忠实。”

【克洛泽本命,BK坚守者,All K杂食动物】
【克林斯曼·比埃尔霍夫·勒夫,DFB最帅教练组拥趸】
【DFB泛德甲联盟博爱党,他德历史考古挖掘者】

汉服同袍,某古风角色作品粉,有精神洁癖,不混国产明星粉圈,且拒绝娱乐圈RPS。毒舌吐糟党一枚,眼里不揉沙,我的地盘我做主,谢绝被教如何做粉,追星族KY小可爱们慎PO

【DFB简史】雄鹰从战火中展翅——足球战国策之德国卷

作者:南非夏

Chapter 8 雄鹰从战火中展翅

二战后,德国人的新生是从1954年开始的。为他们带来了第一缕曙光的,是一群战争的幸存者。在瑞士的伯尔尼,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来的西德队制造了世界杯最大冷门,出人意料捧得冠军。从此,阴霾逐渐散去,人们脸上露出笑容,经济开始腾飞,德国走上了复兴之路。克里斯蒂安·艾希勒总结说:“伯尔尼的胜利是德国足球美德的诞生,是国家自信心的重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4年即使德国足球的起点,也是制高点。他们从一无所有、蹒跚学步走到了这里。可是,起点太高,小心摔跤啊。

辉煌过后往往是平淡。德国战车从1974年的高地驶出,未来有可能是下一个高地,也可能是盆地,结果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战车的驾驶员。

严谨,守纪律,骄傲自信,这些是德国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严谨的极端是僵硬,保守限制了创造性,傲慢自大使人迷失。“德意志美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成也由它,败也由它。

1. 众星拱月 

德国是个好地方。

在欧洲大陆西部,德国身处中央,四周被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捷克等十多个国家环绕着,可谓众星拱月。莱茵河、多瑙河流过,阿尔卑斯山卫护,交通四通八达,天生就是商旅集散地、贸易中心。于是,德国成了欧洲大陆的经济中心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法兰克福、柏林、慕尼黑这些金融中心引领着欧洲的经济命脉,而爱因斯坦、贝多芬、巴赫、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弗洛伊德这些华丽的名字汇成了多彩厚重的德国文明。

这样的地理位置,既便于被别国侵略,也方便侵略别人,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从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到拿破仑的法兰西大败普鲁士,德国这块土地上不断上演着被占领——独立——分裂——合并的戏码。 

每一次战争,都激起他们收复失地的斗志,每一次分裂,都唤醒他们渴望统一的心声。所以,德国人有很强的积极防御意识,他们深知团结统一的重要和不易,用保守和坚持的态度极力维系,一旦有任何威胁影响到团结统一的大局,他们会牺牲自己的利益服从国家集体,并为之斗争到底。 

有这种精神的德国人撑起了德国足球的脊梁,打造了一个有过起落辉煌的德意志足球王朝。他们坚持,保守,所以显得刻板;他们因循,服从,拥有铁的纪律;他们高大,强硬,被叫做钢铁战车;他们不服输,为光耀德意志而骄傲自豪。

但这些都是后话,一开始,足球在德国是差点夭折在摇篮里的。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抵制英货。咱们已经知道,现代足球的唯一出口国是英国,其他国家要开展这项业务都得从英国进口。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出口生意做得红火,意大利、法国、荷兰等都迅速普及。作为这些国家的共同邻居,德国却落伍了,因为他们拒绝来自英国的一切东西,包括足球。 

德国人的这种心理跟他们骄傲的自尊心和强烈的民族情结有关系。 

这一时期,工业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英国经济迅速窜升,在欧洲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即便在大家组队大举外侵(比如侵略中国)时,英法美俄德意奥,英国也是排在前面的。

德国在欧洲大陆享受众星拱月的待遇惯了,受不了这个。他们觉得英国会通过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逐级渗透,最终使德国沦为英国的附庸和追随者。这还了得?坚决抵制!打着大英帝国鲜明logo的足球运动自然不招德国人待见。

抵制外国货和发展民族产品是息息相关的,与英国舶来品足球对抗,德国人大力发展的民族运动是体操。

体操,于是成为阻碍足球在德国发展壮大的一大障碍。

2. 足球PK体操 

在当时,体操几乎是德国的国民第一运动。有实践有理论的德国体操体系领先于世。在国内,体操运动员受人尊敬和爱戴,全民宣传,全民操练,诸如“学习艺术体操、增强人民体质”之类的大标语绝对醒目。在学校课堂里,体操被列进课程表,而且是必修课。可怜那些身体协调性不够好、平衡感不够强的学生,年年都要担心不及格。 

面对足球的“入侵”,反对者们表明了坚决抵制的态度。这些人主要是教育界人士和体操运动员,全民偶像、有“体操之父”之称的雅恩就是代表人物。他们批评足球是粗野的脚下游戏,远远比不上体操的完美优雅。他们的口号是:“德国人不踢足球,德国人做体操”。支持者们也不甘示弱,他们并不废话,直接采取行动,身体力行投入这项运动。足球的魅力天然吸引着精力充沛、渴望自由的人们,在街头巷尾,追着皮球跑的少年成了时代的风尚——相反,在街头巷尾做体操的倒是很少见。

如果评选德国足球优秀推进者,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传播已经成形的足球理论和打法,给足球风潮添入了理性的因子。在这个名单上,排在前面的有一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了炭疽病菌孢子的罗伯特·科赫,他利用自己懂外语的优势把英文的足球比赛规则翻译成了德文。大家终于可以有规则地踢球了,这是和国际接轨的第一步。

1880年,德国取消了体操必修课规定。足球堂而皇之成为校园里最受人追捧的运动。在这场PK对决中,足球取得了胜利,“粗野”战胜了“完美优雅”。 

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第一,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
体操是个体运动,足球是群体运动,个体所能展现的仅仅是个人的能力和风采,而群体,不但给了个体发光发热的机会,更是团队意识、团结协作的结果,能够使个人能力在集体成就中得到体现。

第二,挑战无极限,心理很受限。
体操要求高难度的动作,完美的姿态,甚至超越个人能力。挑战无止境,“不可能的任务”也只有职业特工队才能完成,目标太高,挑战受挫,容易让人失去耐心。足球却是释放情绪的活动,方的球场和圆的足球,代表的是一切皆有可能。 

第三,一切为了孩子。
德国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的军事化教育和普鲁士王国时期的军国主义传统,青少年成长中有一项重要教育就是军事训练。早先,体操就是作为体能训练的重要课程设置的,但体操过分强调培养意志品质,一味强求高难度,忽视了人体的生理特点,既起不到健美体型强健体魄的作用,搞不好还会拉伤、摔伤、扭伤身体。比较起来,足球要跑,要配合,既能强健身体,也能团结同学,改造孤僻性格,只要把握得当,不因为踢球荒废了学习,绝对是青少年教育的良师益友。 

就这样,足球在德国这块沃土上生根发芽了。1885年,第一个足球俱乐部“法兰克福”在柏林成立。建立这家俱乐部的人取这个名字很有给法兰克福打广告的嫌疑。后来,金融重地法兰克福成了德国足协总部所在地,那就是最高权力所在地啊。 

3. 一步数十年

攻坚克难,战胜体操,扎根沃土,德国足球走出了第一步。在上帝制造通天塔后,足球成为一门新的无国界语言,既能切磋技艺,也能交流感情。掌握了新语言的德国人喜滋滋地抱着足球跑去敲邻居的大门:看,哥儿们也踢球了,咱们比划比划吧。

第一批敲门的人里有一位犹太人。 

瓦尔特·本泽曼是犹太银行家后裔,小时候在瑞士蒙投接触并爱上足球。16岁那年,在卡尔斯鲁厄中学读书的本泽曼创建了“国际足球俱乐部”。犹太少年天生有着商人的精明,他爱踢球,更爱经营足球。9年后,本泽曼继承家业,成为柏林金融界的一员,但足球仍是这个年轻人的最爱。他召集了柏林、汉堡、卡尔斯鲁厄以及斯特拉斯堡的踢球者临时拼凑成一支球队,以旅游交流的名义去了巴黎,没想到这支杂牌军十分神勇,大胜当地球队。

本泽曼信心倍增,第二年花了2000马克请了英格兰联队来做客,结果被英格兰的职业球员打得七零八落,输了个2∶13。甭管结果如何,本泽曼的这些尝试总算让德国足球在非正式状态下与国际足坛接轨交手了。而且,惨败给英格兰球队的结果让本泽曼意识到,有自己的联赛、自己的管理机构对足球发展多么重要。

本泽曼的想法和德国足球的支持者们不谋而合。一年后,1900年,德国足协成立。第一届会议地点定在莱比锡——著名的体操运动基地,这一行为有点像是对体操示威。 

这次会议直接带动了莱比锡地区的足球发展,不但迅速成立了VFB莱比锡队,而且还拿到了第一届城市联赛的冠军。 

之后,各地成立的球队如同雨后春笋。在南部,出现了拜仁慕尼黑、凯泽斯劳滕、纽伦堡,在西北部鲁尔工业区,有沙尔克04,多特蒙德。

而所谓的城市联赛,也就是各地新建球队的第一次会面,大家熟悉熟悉情况,摸摸底。即使成了冠军,也不能说明VFB莱比锡队的实力有多强,只能说他们在这条路上先走出了一步。 

这时候的足球比赛比大街上踢野球规范了,有了球场,球门,规则,裁判。虽然一切仍然简陋,门要现搭,球要现吹(没错,就像吹气球一样吹),而裁判是球场上最忙碌的人,既要卖票又要搭球门还要跟着球员满场跑,但此时足球引发的热情已经不逊于任何一项运动。有了固定的场地和买票看球的观众,也就有了基本的收入渠道。 

建一支球队除了需要热情,更需要资金。

资金有多重要?举个例子:当了冠军的莱比锡队第二年放弃了卫冕的机会,原因是这一次决赛地点定在科隆,而莱比锡队买不起车票。一句话,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做了这几年基础功课,德国足球有了底气,打算迈出国门了。 1908年4月5日,在德国南部边境线外,瑞士城市巴塞尔,德国队和瑞士队进行了一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国际对决。双方在场上谦恭有礼,互相称“您”,赛后还身穿燕尾服参加了盛大的宴会,一派睦邻友好景象。德国队3∶5输了,但他们一点也不吃亏,因为得到了一个福星,在不久的将来,瑞士回馈给德国的,可不只是一场胜利。 

与此同时,德国也同匈牙利、俄罗斯以及英格兰进行过几场比赛,有16∶0赢俄罗斯的,也有0∶9输给英格兰的,这样大起大落的成绩很有点不靠谱,但乐观地说,也代表了德国足球发展的无限可能。不幸的是,一战爆发了,无限可能变成了唯一可能:战争阻断一切,弃球从军吧。

战争结果众所周知。德国足球失去了发展的沃土,也没了友好的氛围——谁也不喜欢跟一个战争狂徒兼仇家踢球吧。关键时刻,瑞士伸出了友谊之手,1920年的一场友谊赛使德国足球重新看到了希望。

本泽曼也看到了希望,一战之前,为了避祸他早早去了英国,一待十多年。这时候,他毅然回来,创办了著名的足球杂志《踢球者》。媒体是喉舌,有了话语权的足球这时就是汇集民众凝聚力和自信心的灵药。在战后,由于政治压制、军事制裁、经济衰退,德国国内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潮迅速抬头,一股新的战争情绪正在酝酿。《踢球者》所倡导的自立自强的思维成了另类的声音。

在这段微妙的平衡期,德国足球的希望却是岌岌可危。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但德国马克贱如砖坯,没钱付路费。到了1934年,世界杯在盟国意大利举办,德国近水楼台,曾经战胜匈牙利。但此后,在法西斯的阴影笼罩下,所有的公平竞赛都走了样,就像1937年同丹麦那场友谊赛。当时的丹麦队屡战屡胜一年未尝败绩,却以0∶8惨败给德国。与其说丹麦人输给了德意志的青年军,不如说是输给了第三帝国不可战胜的意志——球场边竖起的纳粹冰冷的枪口,这种情况下丹麦人要能轻松自如地运球射门,那就真成神人了。

连年战争阻断了足球的发展。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撑,没有和平的比赛场地,没有训练的机会,甚至没有踢球的人——所有的青壮少年都被拉上了战场……

德国人感叹:我们的足球真正起步比别人生生晚了50年。
起步晚不要紧,咱们起点高。德国足球的高起点,在1954年。 

本泽曼已经看不到了。1933年,德国开始成为犹太人的地狱,这位心系足球的六旬老人匆匆逃离德国远走瑞士,第二年逝世于瑞士蒙投。留在他身后的,是对德国足球的忧虑和未了的希望,战争割断一切,但他希望,足球能让人们重聚。 

安息吧,本泽曼先生。你的梦想将由一个叫塞普·赫尔贝格的人来完成。

4. 从废墟上崛起

赫尔贝格从恩师约翰·贝尔茨手中接过国家队的教鞭,是在1936年。在此之前,他曾经是德国“最有声望的球员”。退役后他跟着贝尔茨做了助理教练,从这时起,德国国家队有了一个传统,很有点禅让制的意思:教练退休,助理教练继任,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赫尔贝格上任这一年,柏林举办奥运会,元首亲临现场观看了比赛,德国国家队受宠若惊,个个歇菜。这场在紧张混乱中输掉的比赛预示了十年间德国足球的方向。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文体不分家,足球自然也逃不脱这个命运。和瓦格纳的歌剧一样,德国足球也只是元首默许的一场演出,演砸了就吃不了兜着走。

到了战争后期,元首忙着打仗没工夫看球,国家队的比赛压力小了。但赫尔贝格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手下的球员们被拉上战场,成为战俘,或者失去生命,他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与这些球员保持联系,证明他们还活着。

活下来的寥寥无几,弗里茨·瓦尔特是其中之一。瓦尔特是从前锋改踢中场的,一直效力于德国西南的凯泽斯劳滕队,二战时,他成了一名伞兵。幸运的是,瓦尔特投到了德国空军王牌飞行员赫尔曼·格拉夫的旗下。这位爱好足球的空军将领是赫尔贝格的朋友,两人有一个共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球踢,不管战争如何,都要尽量保护好球员。格拉夫在军中组建了一只叫做“红色猎人”的足球队作为球员的庇护所,瓦尔特就是受到庇护的球员之一。战争结束后,成为战俘的瓦尔特辗转回到祖国,很快被国家队教练赫尔贝格招到麾下,任命为队长。 

瓦尔特说:我快30岁了。
赫尔贝格说:德国需要一支国家队,我需要你们。 

年已知天命的赫尔贝格并没有宣扬宏图大志,但是瓦尔特明白了这位性格低调、面容严谨的教练的苦心。他知道,德国,失去的是什么,面临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什么。
足球,荣誉,祖国,三位一体。并不是刻意标榜的高尚伟大,这些,已经深植在德国人的血脉里。 

德国足球和全世界人民一样盼着战争早点儿结束,但战争结束并不代表德国足球的冷冻期结束,国际足联对德国足球的禁赛期还在延续。 

在这段艰难岁月里,瑞士又一次张开了天使的翅膀,给德国足球带来了温暖。1946年,他们说服当地的美国驻军,同南德的三个城市慕尼黑、斯图加特、卡尔斯鲁厄举行了三场友谊赛,送给德国三场宝贵的胜利。而瑞士付出的代价是接到了国际足联的罚款单。不过这笔罚款由瑞士民众集资募捐代缴了。瑞士人民无疑是团结互助睦邻友好的好榜样,他们明白,隔绝不是办法,团结才会进步。

1949年,被英、法、美占领的德国西部成立了联邦德国,称为西德;而苏占区成立了民主德国,称为东德。德国分裂了,德国足球也成了发展不平衡的分裂体。在此后的40年间,西德足球创造了举世辉煌,走出了巨人球星;而东德足球,尽管也曾参加过世界杯这样的顶级大赛,但成绩都乏善可陈,在整个德国足球发展史中,始终被西德的光芒掩盖。如果西德是大哥,东德只能是小弟。

我们的故事,也只能从有故事的大哥身上讲起了。

这一年,73岁高龄的政治家,坚决抵制纳粹的康拉德·阿登纳当选联邦德国总理。这位老人处事作风坚定顽强,政策上一心致力于国家恢复和发展,外交上极力斡旋以消除其他国家的反德情绪,为西德逐步摆脱困境挣得了机会。

足球也迎来了曙光。 

1949年,西德的禁赛期终于被解除了。瑞士足协第一个表示热烈欢迎,两国在第二年举行了官方认可的国际比赛,瑞士队做客斯图加特,西德回到了国际足坛大家庭。在这场比赛中,弗里茨·瓦尔特的亲兄弟奥特马尔·瓦尔特是现场亲历者,德国队1∶0战胜瑞士。

三年后,阿登纳总理率领代表团赶赴莫斯科,代表团中罕见地包括了赫尔贝格的足球队。西德足球和苏联足球进行了战后的第一次比赛。当德国国歌在苏联的红色大地上响起时,阿登纳此行已经取得成功。返回的西德代表团队伍壮大了不少,他们带回了最后一批战俘。而精明的实业家们已经借此机会开展起同东方国家的土豆贸易。

在战争的废墟上,尽管创伤未愈,尽管阴影仍然笼罩在人们心头,但百废待兴的德国已经渐渐苏醒,而现在,需要的是一次振聋发聩的巨响来彻底唤醒她。

赫尔贝格:我们总要做点什么。 

5. 奇迹 

1954年,世界杯在瑞士举办。西德有幸得到了参加的机会。对西德来说,这绝对是个好消息。真正说起来,这么多年他们的足球就从来没有接近过国际足球的最高赛事。

——我们是什么水平?我们会赢吗?我们能走多远?匈牙利到底有多厉害?……

西德社会、公众、媒体,投入了难以想象的关注,而这些问题,统统指向了国家队教练赫尔贝格。

尤其是小组赛第一场后。这场比赛的对手是近四年来的“常胜之师”匈牙利,赫尔贝格雪藏了射手赫尔姆特·拉恩等主力队员,派上场的大部分是替补,而且打乱了他们的位置,结果3∶8输了。愤怒的西德记者指责赫尔贝格“毁掉了德国足球”。 

赫尔贝格的回答很狡猾:“我们用的是瑞士制作的足球,显然,它没有被毁。”而在更衣室中,他跟自己的队员们说:“虽然我们丢了八个球,但我们也进了三个,匈牙利不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也有破绽。”而且,作为附赠的福利,匈牙利的首席大牌普斯卡什还被德国后卫踢伤了。您要问德国队是故意的吗?赫尔贝格肯定不承认,但结果对德国有利却是毋庸质疑的。

接下来,西德战胜了土耳其、南斯拉夫、奥地利,来到了决赛地点——伯尔尼的沃道尔夫球场。刚跟乌拉圭、巴西死磕过的匈牙利队正气喘吁吁地呆在那儿,等着曾经的手下败将。立场决定观点,这场比赛,在匈牙利人的心里,是一场梦魇,而在德国人这里,就是一场圆满喜剧。

这一天,乌云密布,大雨倾盆。又累又困的匈牙利人自然苦恼万分,西德人却是欣喜地看着湿漉漉的草皮,拿出了特制的足球鞋。

这是来自法兰克地区的一位鞋匠阿迪·达斯勒送给国家队的“神奇球鞋”。它的材质比普通的英式公牛皮球鞋轻一半,鞋钉是可拆换的,在正常天气可以使用普通钉,而在雨天这样的湿滑天气,则可以使用防滑螺旋钉。

好了,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它已经被匈牙利人念叨了几十年了。历史这样记载:几乎一无所有的西德队,凭借赫尔贝格狡猾的战术、阿迪·达斯勒神奇的防滑鞋钉以及赫尔姆特·拉恩的两粒进球,创造了神话。

伯尔尼的这场比赛,几乎就是西德足球的缩影。它蹒跚起步,一无所有,然而克服困难,后来居上 

49年后,这段经历被搬上了大银幕,它的名字叫做《伯尔尼奇迹》。
瑞士,果然是德国足球的天使和福地。

6.中大奖之后

捧着雷米特杯坐着专列回国的西德队和他们的“首长”赫尔贝格一起,像英雄一样受到了人们的夹道欢迎。

在战争的阴云过后,西德人脸上第一次挂上了发自内心的微笑。这尊雷米特杯,成了阿登纳总理复兴计划的好帮手,它不只代表一场胜利,一个冠军,它更让心灵荒芜的西德人重新找回了自信和生活的勇气。

经济上去了,消费增长了,奥迪、奔驰一辆一辆的从制造厂开到了普通百姓家里,冰箱彩电不再是奢侈品,日子好过了,德国人的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

西德足球人也感觉不错,有了这个冠军,就有了挺起腰杆的资本,那些在科隆体育学院孜孜不倦地学习着未来的教练员们,也有了奋斗的方向。很好,西德足球,即将走向光明大道。

可惜好状态没持续多久。好汉也怕病来催,1954年秋天,国家队部分队员感染了黄疸病,由于在集训期,传染很快。世界杯新科冠军顿时变得不堪一击,郝伯格面临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危急时刻,一位年仅17岁的汉堡少年火线加入,他的名字叫做乌韦·席勒。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席勒从小就在家乡汉堡队踢球,并一直踢到了职业生涯结束。对他来说,年纪轻轻进入国家队是个机遇,能在世界大赛中上场并进球更是个难得的机会。1958年瑞典世界杯,年届不惑的队长瓦尔特被踢伤了脚踝,席勒领衔前锋线,西德队拿到了第四名。此后,伯尔尼的英雄们陆续退出了国家队。

1962年世界杯,以席勒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家队出征智利,西德队四分之一决赛输给了南斯拉夫,早早回家了。队员们很努力,也不是后继无人,赫尔贝格还是当年的老狐狸……可是结果令人沮丧。

这次失利,直接促成了西德足球职业化时代的到来。从智利回国的赫尔贝格开始着手写报告。报告详细分析了此行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德国足球已经落后了,

落后在哪儿呢?职业化。

论起职业化,英国早在1885年就实现了,比西德早了70年,意大利和法国也早了30年,连奥地利都早了40年。而西德,到了20世纪50、60年代还在坚持业余足球的政策。职业化和业余化的差距有多大,智利世界杯已经给出了答案。作为西德足球的专业带头人,有了切身体会的赫老师当仁不让成了职业化的先驱。 

7. 晚了三秋的职业化

50年代初,西德已经有了甲级联赛,但是跟英格兰、意大利不同,德甲仍然是以业余联赛和城市联赛为主,全国分为南部、西部、北部、西南部和柏林五个区,先是各区的球队循环比赛决出冠亚军,冠军直接晋级,亚军们再打一轮,前三名晋级,晋级球队再捉对厮杀,决出全国总冠军。比如1960年,席勒所在的汉堡队就是先在北区比赛中脱颖而出,又在全国比赛中击败对手拿到了冠军。汉堡不是强队,几十年来也就这么一次,主要靠席勒的出色表现和进球。这个时期,在业余联赛踢球的各位普遍水平相当,哪个球队如果有个明星球员,优势立显。

西德足球的业余化一大弊端就是这个。在职业联赛中,比赛管理比较系统,一支球队每年踢多少场比赛,一个球员每年大致有多少体力消耗,都有一定的规律。联赛中有适量的外国球员加入,也有利于大家竞争比较,取长补短。业余联赛里,除了打到最后的那几支强队,其他大多数哥儿们都是早早就结束了联赛,该干嘛干嘛去了。体能分配和储备自然不合理,至于技术提高,更多得依靠球员个人的天分。

国内水平不高,在国际上就没法叫响。欧洲的新热点,俱乐部冠军杯和优胜者杯也没西德球队什么事儿。

另一个不利影响在经济方面。从20世纪初直到二战后,西德足球俱乐部的盈利性质并不明显,尤其是二战时期,足球就是帝国的一分子,理当为国家发光发热,谈钱多庸俗! 

可是,没钱没幸福。时间久了,难免怨声载道。
球员们抱怨:工资太少了。
俱乐部老板们抱怨:赚不到钱。

60年代初,踢球者的职业履历上写的常常是铁路工人、售货员等等跟足球八竿子打不着的岗位。为什么呢?因为业余足球没有球员这个岗位,球队得给球员找个工作挂上名,还得跟雇主说这人光挂名不干活还得领工资。于是,假工作、隐形收入,地下市场就发展起来了,这可是滋生腐败的隐患。

再说到工资。球员们实行合同制,按月领工资,偶尔能拿到很少的比赛奖金。一个铁路工人或者售货员能拿多少工资呢?举例说明,有个叫贝肯鲍尔的小伙子到拜仁慕尼黑踢球,每月工资才160马克。不考虑汇率问题,光看数字就够寒碜的。挣得少,吃饭都嫌困难,更不用谈什么激励作用了。加上国内俱乐部被欧洲边缘化了,也没什么奔头,西班牙、意大利的俱乐部趁机向德国国内的好球员抛出利诱,最高出价竟高达百万马克。这样的诱惑谁抵挡得住?好球员纷纷跑去待遇好的国外踢球了。于是,人才流失。60年代最缺的是什么?仍然是人才。

至于老板们,投资球队要付出资金,有了成本谁都想有产出有收益。但这时足球的大收益项目广告代理和电视转播还不发达,即便有一些尝试,好处也被高度集权的中央机构——足协给收入怀中了。总之,俱乐部既没有电视转播费分红,也没有广告收入,更没有买卖球员的差价收入,靠什么挣钱呢?只能靠拼死拼活挤到全国前八,去争那个唯一的联赛冠军,拿冠军奖金,养队糊口。

这些有直接经济利益的俱乐部和球员也发出了职业化的呼求,他们有个代表,叫做弗兰茨·克雷默,科隆俱乐部的主席。

科隆是德甲成立最晚的俱乐部。1948年,作为创始者的克雷默新官上任,口出狂言:十年内把科隆建成一支德甲冠军球队!

为此,克雷默给球队找了个标杆: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50年代后半段,这支西甲豪门众星云集,垄断了前五届欧洲冠军杯的冠军,“皇马”不再单单是一支球队的名字,它成了西班牙最有名的出口品牌,不但对球员和观众有强大的吸引力,还能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克雷默想照葫芦画瓢打造一支德国的皇家马德里。他为球队订做了专门的球衣,甚至试图在球衣胸前打上广告商标,未果。他请来了南斯拉夫人奇克·凯伊科夫斯基做教练,但即使在国内成了冠军,走出国门的科隆依然是菜鸟。1961年,科隆在苏格兰输了个1∶8,返程的凯伊科夫斯基无颜见江东父老,恨不得从飞机上掉下去。

克雷默不希望他的钱打水漂,不乐意他的球队白折腾,他看得很明白:
俱乐部的落后,其实就是德国足球整体的落后。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时候改变了,否则,拍马也赶不上诸位列强。

赫老师和克老板的主张,需要一个实践者,于是诺伊贝格出场了。

时任萨尔堡足协主席的诺伊贝格,正在竞选德国足协主席,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职业化作为足协改革的深远意义,当然,还有赫老师的影响力和克老板的煽动性,他决定押个宝,算是他的政治投资吧。

赫老师、克老板和诺主席代表了三类人,这三类人就是足球界最有权威的力量。结果自然如他们所愿:西德足协在1963年竖起大旗,选了16家俱乐部,职业化的德甲联赛正式开张。

足协一开始很小心,害怕自家也像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在职业化后涌现出几个龙头老大,这跟联邦共同发展的宗旨不符。但是他们明显多虑了,由于管理严格、规矩多、限制多、工资低微又设了上限,各家俱乐部谁也不比谁富裕,想挖别人墙角着实不容易,想把别人摁在底下也没那么强的实力。

联赛第一年,第一届冠军被科隆队拿到,克雷默很高兴,16年前他发出的狂言,虽然晚了几年,但毕竟实打实地兑现了。但科隆的梦想就此止步,此后六年,冠军走马灯似的一年换一个,大家的水平不分轩轾。他们中的佼佼者还在欧洲优胜者杯中折桂。1966年,德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上取得了亚军的成绩,仅仅输给了东道主英格兰。

西德足球显然上了高铁,迅速发展。比赛发展得好,看球的人也多了,上座率上去了,像鲁尔区多特蒙德队的威斯特法伦球场,常常荣登票房排行榜首位。球场边竖起了广告牌,足球比赛通过电视转播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但是很快,先前埋藏的隐患和弊端显现出来了:隐性收入、收黑钱、打假球、贿赂腐败,这是条几乎一脉相承的黑色交易链。1971年,一桩为保级而策划的假球案“奥芬巴赫丑闻”被曝光,这时候西德刚刚申办了1974年世界杯,在这个风头浪尖上,为避免负面影响,足协选择了低调处理,但仍有五名官员、两位教练、两家俱乐部以及50多位球员被禁赛,主谋者、意图保级的比勒菲尔德和奥芬巴赫直接被取消了甲级球队资格,回到了业余球队里。 

8. 联赛跷跷板:左手门兴,右手拜仁

这桩风波使好几家原本上升势头正盛的俱乐部倍受打击,德甲的平衡被打破了,个别球队趁机蹿升起来,比如拜仁慕尼黑,比如门兴格拉德巴赫。

70年代的德甲,基本是这两支球队的天下。从1969年到1977年,联赛冠军的归属就像一个二选一的题目:拜仁,门兴,门兴,拜仁,拜仁,拜仁,门兴,门兴,门兴。

这一时期,西德社会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54年那会儿,人们谁也不愿意提政治,只想忘记战争的伤痛好好过日子。但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全世界刮起了一阵思想解放的风潮,德国是个盛产思想者的国度,自然也风起云涌,尤其是年轻人思想活跃,开始两极分化。分出了左派和右派,左派激进,向往革命和改变,走在时代前列;右派保守,信奉一板一眼,信奉秩序和旧传统。足球自然也反映出这种趋势。在民众眼中,拜仁和门兴成了保守派和派的代言人。

拜仁总部所在地慕尼黑,是东南部巴伐利亚州的首府。随着高科技和汽车业的发展,巴伐利亚作为新兴工业区取代了传统工业重地鲁尔区,成为西德经济的新宠。除去“希特勒发迹地”这个不太光彩的历史标签,慕尼黑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名城,一贯保守,坚持传统,孕育出的拜仁自然也是个中规中矩的球队,深受新兴工业主和中产阶级的青睐。

门兴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杜塞尔多夫市以西,和科隆、沙尔克04、多特蒙德一样是北部鲁尔区的球队。鲁尔区的煤炭、钢铁和化工业集中了全国大量的产业工人,所以门兴的主要粉丝群在劳工阶层。

德甲职业化之前,拜仁只是个二流球队,甚至没有入选第一届职业联赛的16强。直到泥瓦匠出身的建筑商诺伊德克当了拜仁的老板,这支球队才算是开始了新纪元。要想盖得高,地基得打好,盖房子是这样,建球队也是这个理儿。老板用三年时间为球队筹划了一个稳固的三人中轴线,最前方的是进球如麻的前锋盖德·穆勒,最后方的是一夫当关的门将塞普·迈耶尔,中轴线的中心,是自由人弗朗茨·贝肯鲍尔。此人在球场上的突出贡献是把从防守“清道夫”演化出的中场指挥官“自由人”这个角色发扬光大了,从工兵到主帅,一步登天。拜仁的中轴线在70年代成为驰骋德甲的魔鬼轴心。

门兴自然不甘示弱,他们的中轴线并不逊色于拜仁,后卫贝尔蒂·福格茨,前锋约瑟夫·海因克斯,中场君特·内策尔三人组合在德甲也是人见人头疼。

无论从地域角度、经济对峙方面,还是人员配置,拜仁和门兴都是棋逢对手。

在球迷眼中,拜仁很理智,门兴很疯狂;拜仁比较保守,门兴非常激进。拜仁的头牌贝肯鲍尔踢球一板一眼,不苟言笑,看上去严酷骄傲,人们觉得这人不接地气,不符合大众审美。门兴的代表人物内策尔却是个摇滚青年,留着一头金色长发,传球精准富有想象力,以一个叛逆的浪漫主义形象出现,曾经干出过自己把自己换上场的出格事儿,颇受球迷们待见。

就这样,中产阶级们选择了贝肯鲍尔,产业工人们选择了内策尔。但其实,贝肯鲍尔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出身,他爸是个邮递员,他自己少年未成名时期还一边踢球一边做保险员贴补家用。内策尔家是做生意的,家境很好,算得上中产阶级。球迷们却不管这些,他们是视觉系的,只看一个人的表现,就可以判定这人是不是一路的。

联赛中两队各有千秋不相上下,国际比赛上门兴的运气就不如拜仁了。拜仁1974、1975、1976连续三年拿到了欧洲冠军杯冠军,而且都是依靠最后时刻的绝杀,要么是对手的进球被误判无效,要么是对方该得点球但裁判没判,或者是门柱救驾,多次挡住了对方的射门,总之是运气来时挡也挡不住。相比而言,门兴就没那么幸运了,1977年唯一一次打入决赛,还输给了利物浦。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拜仁很积极而门兴没有做到的。那就是,拜仁确实在做生意。巴伐利亚地区走高精尖路线,汽车、飞机制造、精密仪器作为新工业,发展速度超过了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拜仁的后台就是这些新兴大企业,球队的发展自然跟着突飞猛进。球场上座率不断增长,广告收入、赞助商投资也源源不断,挣来的钱很快又投回球队中,进行系统化的青年梯队建设,球队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建起了崭新的奥林匹克球场,更多的座位、更广阔的空间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当然,也能容纳更多的广告牌——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反观后来的门兴,经济困难,只能靠兜售球员度日,决不是长久之计。

这一点,就是拜仁最终战胜门兴、并成为德甲一枝独秀的超级豪门的法宝。但现在说这个还早,当务之急,摆在西德人面前的是1974年的世界杯。 

9.风水轮流转,西德来做东

这届世界杯跟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足球也要有饭吃,也得赚钱,多么通俗的道理。这一年初,巴西人阿维兰热成为新一任国际足联主席,打破了前六任都是欧洲人的传统。这位主席上任后,深刻感受到了国际足联的经济危机,只靠办世界杯赚点钱,维持生计都难,怎么能发展?新主席积极推动足球商业化进程,FIFA(国际足联)逐渐变为一个商业结构,“世界杯”逐渐成为一个品牌,在商家手中变化出千万财富。事实上,1974年的世界杯已经开始赚钱了。精明而严谨的西德人付出了努力也收获了好处,观众人数比上届墨西哥世界杯多了一倍多,电视转播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虽然钱赚得不多,而且主要分给了参赛国,但也算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除了要经济利益,西德当然也希望在足球上再创佳绩,1954年的冠军毕竟有凭借运气的嫌疑,他们希望把奇迹变成理所当然的事实。

西德人是东道主。得到这个机会不是老天眷顾,而是靠实力说话。二十年,经济迅速复苏;十年,职业化进程,西德足球不容小觑。

如今摆着东道主这个特殊优势,不好好利用的那是傻瓜。

此时赫尔贝格已经退休,接替他的也算是他的学生,赫尔穆特·绍恩。绍恩原来在东德的德累斯顿踢球,但东德的足球环境不好,于是他跑到了西德,深得赫老师的真传。1964年,绍恩接过老师的帅印,带领西德队拿到了1966年世界杯亚军,1970年的季军和197年的欧洲杯冠军,绝对属于实力派。

教练有实力,球员也不赖,把拜仁和门兴的精英们组合起来就是一支国家队。
天时地利人凑齐。看起来一切顺利,但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 

麻烦是个心理问题:虽然是在家门口比赛,但球员们一点热情也没有,纷纷摆出不想踢的架势。这是为什么呢?体制,体制又落后了。虽然职业化已经有些年头,但这个市场仍然非常保守,球员收入和市场价值严重脱节,说白了就是给钱太少。德国赢球奖金是意大利的五分之一,荷兰的四分之一,这让德国队员的心理怎么能平衡?主教练绍恩先生脾气刚硬执拗,被球员们的消极怠工给惹毛了,一怒之下说:大家都甭踢了,卷铺盖回家吧。

关键时刻,贝肯鲍尔站了出来。

贝肯鲍尔这个人,从他的荣誉头衔和后来的历史成就看,得算是德国足坛的男一号人物。要知道,这人绰号“凯撒”,那就是皇帝陛下。之所以这么叫,除了因为他小时候当教堂圣童的样子很像巴伐利亚的疯狂君主路德维克二世,也是因为他具有凯撒的霸气和高傲,他对德国足坛乃至世界足坛的影响力也跟凯撒有一拼。

这么重要的人物咱为什么没有先从他的娃娃时期成长经历说起呢?

其一,贝肯鲍尔的前十几年虽然也有过经济拮据、打工挣钱的经历,但基本平安顺遂走过来,没什么可以大书特书,尤其是他18岁那年还有件不太光彩的事儿比较拉分(具体实事迹:把女朋友的肚子搞大却不跟人结婚,足协认为这种无良表现该罚,遂把他赶出了国青队,后来多亏惜才的教练求情,才让他重新回来,这事儿早早谱写了他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外失败的情感经历)。

其二,并不是每个天才都早早就有灵光闪现,还有一类人是日久天长磨练出来的,西德就多这类人,贝肯鲍尔就属此列。

另外,贝肯鲍尔性格很严谨,还有点骄傲,最重要的,他擅长搞政治。搞政治的人不能说不好,但都很复杂。贝肯鲍尔就是个复杂的人,喜欢观察人心和拿捏人性,在关键时刻,崭露头角。

比如在这个时刻,他站出来了。这真是恰到好处。

这年他29岁,正值职业生涯鼎盛时期。“自由人”做的很出色,国家队队长当得也很顺利,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英雄该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贝肯鲍尔代表球队和足协谈判,场景跟菜市场讨价还价如出一辙——

贝肯鲍尔(很坚定):我们的奖金要到达意大利的标准,翻五倍,不然就不踢。
足协(很窝火):想得美,顶多两倍。
贝肯鲍尔(面色稍缓):那就荷兰标准,四倍。
足协(勉为其难):再涨一点,三倍好了。
贝肯鲍尔:成交!不准反悔啊。

搞定了足协,再联络队友——

贝肯鲍尔:兄弟们,咱还是继续踢吧,我好不容易把奖金争取到了三倍。这是在家门口,踢不好就够丢人的了,何况罢赛?咱们都是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德意志好青年,祖国利益为重啊……

总之一番苦口婆心,队友们同意继续踢了。

这还没完,还有赌气的教练呢。贝肯鲍尔继续晓之以理:我们商量好了,回来继续好好踢,您也回来该干嘛干嘛吧。

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们其实都是有备而来的。比如贝肯鲍尔,就是看准了机会,挺身而出,充分展示了他的斡旋能力、领导才能和领袖气质,从而在群众层(球员)和领导层(教练、足协、政府)树立了良好形象,立时拥有了群众基础和政治资本。 

这是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这时起,西德国家队的队长不再仅仅是球队的头儿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队长和足协、教练一起,组成了国家队的权利中心,有了参政议政的职能,战略战术,人员配置,甚至球员进出,队长都能发表意见,您教练和领导还得听。

实权派队长一出马,麻烦解决了,西德队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小组赛两胜一负,晋级。

这时候,又出问题了。问题出在“一负”上。既然晋级,小组赛输一场也没什么大不了,但这场输给了东德,那就不得了了。

东西德的关系,众所周知很敏感。单从实力上,东德足球远远落后于西德。而且,东德足球人气也不高,不说国际球迷,就是东德境内的人们,也因为对东德政府不满而去支持西德球队。

现在,强大而有人气的西德输给了小小的东德。很没面子,很让人灰心。
刚极易折的主教练绍恩先生首先崩溃了,心想:我可是从东德过来的啊……
球员们借酒浇愁,借郁闷过酒瘾,一直喝到凌晨。
这又是个关键时刻,贝肯鲍尔,你又该站出来吧。

贝皇不负众望,组织了危机公关会议,给大家分析形势,还上电视亲自跟观众解释,总之就是马有失蹄、人有失手,输场比赛是难免的,我们的实力还是很强的,拿冠军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他还一边给教练打气一边提出战术建议,进行阵容调节,说咱们应该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这样,贝肯鲍尔在战术和精神上,正式成为西德队的领袖。 

改头换面的西德队一路过关斩将闯过第二阶段,进入决赛,等待贝肯鲍尔和西德队的,是另一个强人和另一支华丽球队:克鲁伊夫和他的荷兰。

克鲁伊夫号称“足球圣人”,和贝肯鲍尔的“足球皇帝”旗鼓相当,只不过克队是战术大师、哲学家,善于经营、到处布道,走圣人贤者路线,贝皇是团队领袖,热衷挑战和权力竞逐,走政治路线。两人年龄相仿,地位相当,颇有点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赛前就有人传出“大师级对决”噱头。 

对决的结果,西德战胜荷兰,圣人表现平平,皇帝正式加冕。 

德国一位哲学家说:千年来只有两个伟大的人,一个是柏拉图,一个是贝肯鲍尔。排除他的民族自豪感和同胞自信心,贝肯鲍尔的确很强,他的强还不止这一个冠军。其他后篇再叙。 本土夺冠的西德队功德圆满。从1954年到1974年,西德足球虽然落后过,走过弯路,但终于一步一步行到现在,登上世界足坛最高峰,如果说1954年是直上云霄有点飘,1974年就真是货真价实、脚踏实地的结果了。 

可是,功德圆满之外还有个不和谐的插曲。 

赢球后,足协要组织庆功宴,但却不允许球员的妻子们参加,球员们当然不高兴了,我们辛辛苦苦熬了一个月,当然要和最亲爱的家人分享胜利喜悦,足协这么干,太不近人情了。于是队员们集体放了官方庆祝宴的鸽子,跑到闹市区去喝酒high了一宿。

西德可以组织一届完美的世界杯,用领袖的凝聚力和手腕,用铁的纪律和爱国主义精神把球队组织起来,打败最强的对手,但却很少关注人性,缺少那一点点宝贵的人情味。这一点缺陷让他们甚至不能圆满地组织一次庆功宴。 

西德足球就是一架设计精密、机构坚固的钢铁战车,所有的零件按部就班、一板一眼,但却常常忘记了:机器运转久了是要生锈的。 

怎么办?加点润滑油呗。



Chapter 13 钢铁战车的打造和维修

辉煌过后往往是平淡。德国战车从1974年的高地驶出,未来有可能是下一个高地,也可能是盆地,结果如何并不仅仅取决于战车的驾驶员。

严谨,守纪律,骄傲自信,这些是德国人的优秀品质,但是严谨的极端是僵硬,保守限制了创造性,傲慢自大使人迷失。“德意志美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成也由它,败也有它。

1. 我干杯,你随意 

西德足球之所以被称作钢铁战车,除了德国人身高体壮打法硬朗之外,还因为他们的足球从蹒跚起步开始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这个传统稳固牢靠,颠扑不破。

在有记录的国家队历史上,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的50多年间,只有过内尔茨、赫尔贝格和绍恩三位教练,也就是说钢铁战车的驾驶员难得一换。他们仨都是德国人,都有在国家队十年以上的资历,都有坚持原则强硬的一面。内尔茨在位时,赫尔贝格是助手,赫尔贝格当政时,绍恩是助手,这种继承式的接续方式很好地保证了国家队的顺利过渡,良好运转。


然后,到了70年代末,绍恩要退休了,继任者理所当然是他的助手尤普·德瓦尔。绍恩在位时,由于队内接二连三的突发事件,教练的权威已经大打折扣。传到德瓦尔手里,更是所剩无几。德瓦尔这个人奉行无为而治的政策,既不整肃队内纪律,也不强化球员训练,大家迟到早退、打架斗殴,搞小团体、打小报告,他一律不管不问,只顾端着自己的酒杯高叫“干杯”,并附送一句“我干杯,你随意”。 

就算德国人骨子里有识大体、顾大局,遵守纪律、服从管束的优良传统,也得有人把纪律规范好,把尺度拿捏得当才行啊。这一个“随意”,出问题了。1980年欧锦赛,队内小团体之间进行不良竞争,有人忿然离队出走——团结问题,教练不管;1981年在乌拉圭,队员全体召妓——作风问题,教练不管;1982年世界杯,德国和奥地利订立攻守同盟,开始踢假球了,问题上升,教练还是不管。就这么混到了1984年欧锦赛,作为卫冕冠军,西德愣是连半决赛也没进去。

球员们自由疯了:天不管,地不管,多好;足协气坏了:你不管,我管!

一道指令,德瓦尔被撤了职,为国家队教练的光荣历史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老实说,德瓦尔有点冤。他原本是想吸取绍恩的教训,改变绍恩对国家队管制太严、限制太多而出现问题的弊端,来一个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德瓦尔觉得改革开放很好,既自由民主又能发挥球员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结果这一解放思想,过头了。这年头足球刚刚开始商业化,诱惑多了,思想解放了,球员们想法也多了,加上德瓦尔手底下又没有一个八面玲珑能搞定一切的贝肯鲍尔,他只能眼睁睁看着球队散成一堆沙。

足协没功夫管他冤不冤,当务之急是找继任者。这人得懂足球,够强硬,有影响力,能服众,还得会收拾烂摊子……德瓦尔的助手?不行。正牌的都威信扫地,助手更不用提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关键人物出场了。
贝肯鲍尔(自告奋勇):我来吧。 
足协(质疑的眼神):你去进修过么?没教练资格证吧? 
贝肯鲍尔(不屑):科隆体育学院能学到什么?我可是跟过名帅无数,什么没学过? 
足协(勉为其难):那,那你试试吧,不行赶紧说啊。我们好赶紧找下家。 
您大概要问国家队乱成一锅粥的那几年贝肯鲍尔跑哪儿去啦,怎么现在才出来? 
答:他挣钱去了。 

作为球员,贝肯鲍尔的履历表很光彩,各种冠军奖项一大把,没什么可遗憾甚至没什么可追求的了,剩下的就是趁着还能踢好好挣点钱,养家糊口过下半辈子。他一向认为自己挣的也算是辛苦钱,合理应分,但税务局说您挣钱这么多得给国家多交点税。贝肯鲍尔不乐意,一来二去闹僵了,索性跑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有支宇宙队,名副其实的“宇宙”级别,专门重金招揽世界各国知名大球星跑去踢球,巴西球王贝利就去了那儿,还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明星球迷大力斡旋去的。既能大把挣钱,又能跟高手过招,还能为足球沙漠美国宣扬足球文化,何乐而不为?贝肯鲍尔喜滋滋去了,一待三年才回国。回来不久就碰上国家队招教练,这才毛遂自荐。

2. 贝氏战车 

在一片质疑声中,贝肯鲍尔上任了,由于是无证上岗,他的职务只是“领队”。领队新官上任先整肃纪律,肃清队内的乌烟瘴气、歪风邪气,什么迟到早退、打架斗殴、酗酒赌博一律禁止,违者赶出国家队,球员们总算从无法无天回到了脚踏实地上 

然后,作为钢铁战车的驾驶员,贝肯鲍尔还得给球队找个发动机。一个有威信,能凝聚力量,靠得住的球队领袖和核心。贝肯鲍尔的标准是:我说的话他能听,他说的话队员能听。即便不能像当年自己那样拥有绝对权威,也得有办法让队员们服从命令听指挥。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洛塔尔·马特乌斯身上。

——洛塔尔·马特乌斯,1961年3月21日生于埃尔兰根,统计资料里他身高174公分,18岁转为职业球员,可以胜任中场和后卫的多个位置,19岁首次入选国家队参加1980年欧洲杯,但对阵荷兰时因为失误送给对方点球。此后截止到贝肯鲍尔走马上任,此人再没进过国家队。 

单看这份履历,这人资质平平,看不出“必成大器”的潜质,贝肯鲍尔究竟是怎样慧眼识人的?马特乌斯能被贝肯鲍尔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是贝肯鲍尔的粉丝。 

这不奇怪。马特乌斯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生活拮据打工挣钱,他的成长期,十几岁的年龄段,正赶上以贝肯鲍尔为首的国家队在本土捧得了世界杯。崇拜胜利者是人之本性,更何况是同样平民出身的成功典范。马特乌斯没有做出过追着偶像要签名的粉丝经典举动,但守在球场边看贝肯鲍尔踢球绝对是他少年时的一大乐趣。学习偶像好榜样,就是马特乌斯的志向。不过后来他连贝肯鲍尔对婚姻不负责任、经常离婚的不良习惯也学习就不好了,咱们不提倡。

粉丝的一大特征就是唯偶像马首是瞻,听话,贝肯鲍尔的第一个标准自然容易达到。

马特乌斯正式的球员生涯是在门兴开始的,并且第一年就在那里拿到了联赛冠军。四年后,短暂执教拜仁的贝肯鲍尔向他招了招手,马特乌斯就颠儿颠儿地转会去了拜仁。两人也算有短暂的师徒情谊基础。这以后进了国家队,得算是嫡系,自然好说话。

在球场上,马特乌斯的位置很活泛,踢过前腰、中场自由人、后卫等多个位置,是万金油型人才。他进攻强势,一脚远射势大力沉;防守凶狠,174公分的身高让对方的高大前锋都望而却步;中场组织有板有眼,做自由人时有“贝肯鲍尔第二”之称,估计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号。这样的人才,在国家队中自然受重用。另外,虽然出生在埃尔兰根这样的戏剧之乡,马特乌斯却没有任何幽默细胞,整天严肃冷峻板着一张脸,活像个债主,看着难免会使人产生畏惧感。比赛中如果有了争执,他也是第一个冲到裁判面前据理力争的,很有气势。于是,在球队中他慢慢树立了权威,大家多数也听他号令。第二个标准达到。

不过也有不服他,喜欢唱唱反调的个性人物,比如斯图加特蹿升的新星尤尔根·克林斯曼,后来他们之间纠葛不断,给彼此带来不少麻烦,这是后话。

总之就是贝肯鲍尔当了教练,就找了个跟自己相似的人充当实权派队长的角色,号令全队莫敢不从,德式战车又成了井然有序、运转精良的机器。

这辆战车开到1986年,拿了世界杯亚军;1988年,欧锦赛,在自家门口,虽然输给了荷兰,但起到了练兵的效果。

然后,到了1990年。此时国家队的阵容和实力已经很强大了,鲁迪·沃勒尔和尤尔根·克林斯曼充实了前锋线,另一个叫尤尔根的科勒号称“铁橡皮膏”,盯人中卫做得好,无人能出其右,马特乌斯的好友兼队友安德雷斯·布雷默是后防线的安全阀门,还有年轻的门将伊尔格纳……主力队员的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年轻,有经验,渴望胜利。

真正检验贝肯鲍尔驾驶技术的时刻到了,这次不是机考,是路考。这届杯赛全面展现了贝肯鲍尔爱琢磨人的性格。对阵荷兰队,贝肯鲍尔敏锐地发现对方的定时炸弹是脾气火爆的里杰卡尔德,当机立断一招“对子战术”,拿自家锋线之一的沃勒尔拼掉了对方不可或缺的中场核心,德国队大赚一笔,轻松拿下荷兰队。从这一点看他似乎偷师过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决赛中,面对老弱病残、阵容不整的阿根廷,贝肯鲍尔实施了疲劳战术,拖垮了阿根廷,点球取胜。

能在自己的球员时代和教练时代,都达到最高点,拿到了世界杯冠军这个足坛最高荣誉的人,贝肯鲍尔之前,只有巴西人扎加洛。功德圆满后,贝肯鲍尔选择了激流勇退,退出了国家队,他的人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进军管理层,去当拜仁主席了。他是不必担心的,以他的个性和手段,我们毫不怀疑他会继续成功,会迎来下一个高峰。

需要担心的是被他放手的国家队。

3.事与愿违 

贝肯鲍尔走后,他的助手福格茨走马上任。

如果说贝肯鲍尔是深谋远虑、天纵英才的典范,福格茨就是先天不足、勤学苦练的代表。福格茨命苦,十三四岁先后死了爹妈,寄居在亲戚家,半工半读,所以从小就渴望出人头地改变困境。踢球是一个出路,但是福格茨只有168公分,也没有太多天分,脚下技术不突出,先天不足,于是他靠着自己的勤奋刻苦得到了教练们的喜爱和指点,后来加入了门兴,成为跟“拜仁三杰”对着干的“门兴三剑客”之一。做球员时,福格茨就取得了教练资格证,退役后,他没有去俱乐部球队混饭吃,而是当了国青队教练。他和足协的关系很好,克林斯曼、安迪·穆勒等好几个人都是他的青年队门生,所以接班比较顺利。

按说这应该是个蒸蒸日上的好时机,因为这会儿发生了大事——德国统一了。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冷战结束。结束的标志就是东德和西德人民联手推倒了柏林墙。经过40年的努力,经济复苏了,两德不再甘心被美苏当枪使,关起门来一合计,一致要求统一。随之而来的就是东西方两极格局的结束,《阿拉木图宣言》发表,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老大哥解体。

德国统一后,保守党上台执政。德意志民族特有的顽强意志和凝聚力重新汇聚,昔日阴影已成为浮云,政府和民众的心态积极向上。

贝肯鲍尔离开国家队时就断言,以目前的国家队,加上东德的优秀队员,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德国足球将位于世界前列。然而,贝皇,就算您英明神武,这话也未免过于乐观。

在政治巨变的大背景下,东德足球、西德足球都成了历史名片。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是德国以西德的名义参加的最后一次世界杯。新德国已经准备好辞旧迎新走进新时代,但他们却不知道,这个冠军竟是德国足球至今(注:2010年)的最后一次的辉煌登顶。

属于他们的问鼎世界傲视群雄的时代,似乎就过去了。我们大伙儿和德国人一样不解,所以只能回来翻枯燥的政治经济背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足球的起落兴衰。

这时期,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德国的工业比重萎缩,第三产业和城市中产阶级壮大,一些新兴的中产阶级体育项目开始蓬勃发展,比如网球,赛车,高尔夫,追随者与日俱增。贝克尔、格拉芙在世界网坛光芒万丈,舒马赫那是当之无愧的车王,兰格在高尔夫界也很有成绩。但足球却逐渐被打上了工人阶级的烙印,成了他们怀旧的场所。尤其是在鲁尔区等一些大工业区,足球就是和啤酒香肠、牛仔服皮衣、重金属队歌混为一体的。不幸的,还有新纳粹主义和足球流氓的掺合,足球便有了那么一些不光彩的形象。

大环境不好,足球本身也出了问题。

于是我们回到顺利接班的福格茨。这位满指望着赶超足球皇帝贝肯鲍尔,再造一个德国钢铁战车纵横捭阖的王朝时代的教练,却带着德国队走了下坡路。

我们不妨看看他带队八年的成绩:
1992年欧洲杯,德国队打进了决赛,按说成绩不错对手还是北欧小国丹麦,冠军还不是唾手可得?结果德国人垂下了手,冠军被人家拿走了。如果输的对象,德国人是可以接受的,但输给丹麦,那就是耻辱。德国人怒了,但是更怒的还在后头。
1994年世界杯,八进四,对阵保加利亚。这是什么概念?保加利亚搁当年就是德国的小跟班小喽啰,什么时候被瞧在眼里过?结果,德国输了。
1996年欧洲杯,这次还好,终于夺冠了,福格茨算是暂时松了一口气。但这个冠军主要是克林斯曼、萨默尔、比埃尔霍夫这几个关键人物给老师挣了点儿面子,关键时刻有出色发挥。并不能改变德国足球整体走下坡路的现实。
接着,1998年世界杯,运气很好,美国、伊朗、南斯拉夫、墨西哥,一路走来都没有遇到世界级强队,窃喜着进了四分之一决赛,结果被克罗地亚给办了,又是一个习惯性瞧不上的“小”对手。 

福格茨实在撑不住了,八年抗战,成绩乏善可陈,德国队被他带到了沟里,他只能选择离开。

全部归咎于福格茨肯定是对他不公平的,但作为主帅和领军人物,福格茨的责任首当其冲不可推卸。他想把这辆钢铁战车推到胜利的前方,可是他在很多方面的做法都跟自己的理想有出入。

首先注重意志品质,忽视基本功和技术。这根福格茨本人的经历有关,他从小就没重视过这个。但在技术足球大行其道的90年代,光靠体力和强硬自然不沾光。

其次,球队管理严格,限制多,球员必须唯命是从。遵守纪律服从领导是德国传统道德品质,无可厚非。但这样的状况往往导致球队整体没有创造性,缺乏活力,死水一潭,没啥前途可言。

再次,福格茨虽然打着超越贝肯鲍尔的旗号,却一直依赖1990年世界杯的老班底,青年队的发展迟滞了,后续力量跟不上,青黄不接的德国队成了“老爷车”。 

另外,对队员之间搞分裂甚至争斗的不良行为,福格茨没有做好引导纾解,甚至还有推波助澜的嫌疑。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当属“马克恩仇录”。马特乌斯和克林斯曼早有嫌隙,为了队长袖标又多次闹不和,最终以克林斯曼发动“更衣室政变”把马特乌斯撵出国家队了事。福格茨不喜欢马特乌斯,除了他是贝肯鲍尔的心腹,两人脾气也不对付。本着把“前朝遗老”赶走的微妙心态,福格茨站在了克林斯曼“倒马”小分队的阵营里。

福格茨的这些性格和行为,其实就是德意志民族的典型作派,严谨、保守、自大。这些“很德国很德国”的民族性格曾经帮助德国重新崛起,但严谨的极端是僵硬,保守限制了创造性,傲慢自大使人迷失。“德意志美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成也由它,败也由它。德国足球的成败,归根结底源于此。

4.开往米兰的三驾马车

体制落后,整体水平下滑,这些虽然令人忧虑,但天才的足球人还是有办法展现自己的风采。也正是有一代又一代不断涌现的足球天才,足球才有了不断前进是动力。所以德国人也不必灰心。

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个“三驾马车”,众所周知,是指三个人,马特乌斯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克林斯曼和布雷默,先前也出过场,应该不陌生。作为贝肯鲍尔时代最得意的一条中轴线,这三个人的组合是令很多人艳羡的。于是有财大气粗的老板决定照方抓药,全部买下这三人。

新东家是意大利的国际米兰。

国际米兰是支固执狂热、嫉恶如仇的球队,这个“恶”主要是指同城对手AC米兰。两队原本是一家人,1908年开始分家单干,反目成仇,此后一直针锋相对斗了上百年,米兰德比成了意大利最火爆的比赛。1986年由于贝卢斯科尼接手,AC米兰翻了身,成绩一路飙升,引得国际米兰红了眼睛。时任正副主席的是厄内斯托·佩莱格里尼和朱塞佩·普利斯科(在副主席位上四十多年),其中副主席先生的名言代表了他们的态度:

“如果不恨米兰队,就不是正真的国际队球迷,反之亦然。”
“小时候我希望米兰队将入乙级,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最好降入丙级。”
两位主席把对AC米兰的仇恨落实到了实处,为了挑战对方的荷兰三剑客,他们于1988年买了布雷默和马特乌斯,第二年带来了克林斯曼,德国“三驾马车”开到了意甲的赛场上。

马特乌斯是“中场发动机”,指挥调度,攻守得宜;
克林斯曼是“金色轰炸机”,抢点过人,进球能力强;
布雷默是全能左后卫,退可守,稳固,进可攻,强势。

这一年,国际米兰创造了两分制时代的联赛得分最高纪录(34场58分,满分68),1990年,获得意大利超级杯,1991年,时隔26年后再次夺得欧洲冠军杯。可以说,这是“三驾马车”带给国际米兰的礼物。

5.马克恩仇录

尤尔根·克林斯曼来到国际米兰时只有25岁。他是个蛋糕店老板的儿子,从小在家乡球队踢球,后来在斯图加特成名,金发碧眼,身材挺拔,容貌俊美,很招球迷喜欢。转会后,陌生的城市和球队虽然令第一次出国工作的小伙子心中不安,但看到队里有两位同胞熟人,还是很开心的。可惜这份好心情持续了没多久,因为他发现,这两位同胞兼大哥不拿他当“自己人”,尤其是马特乌斯。他们既不跟他共话思乡愁,也不拉他一块儿聊天喝酒,总之一句话:不带你玩儿。

你要是说是不是克林斯曼太小心眼太敏感了?马特乌斯这人没幽默感,冷面冷心待谁都那样吧?也许是这样。但他还跟阿根廷人马拉多纳友好和善,一副莫逆之交的样子呢,怎么说德国和阿根廷也是宿敌,这让克林斯曼很不舒服。形单影只的克林斯曼只能偶尔和同城死敌AC米兰家的荷兰人一块儿出没,吃饭、喝酒、看歌剧,这人有点小资。

马特乌斯特别看不上他这一点,觉得这个人矫情做作,不是自己那杯茶。于是矛盾继续。

在“三驾马车”中,布雷默的位置有点尴尬。当然,从技术和取得的成绩上看,布雷默是当之无愧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国际米兰的冠军还是国家队1990年的世界杯,军功章上绝对有他的几分之一。他的尴尬在于,他成了第三者。

布雷默:别误会,我只是个第三人称角度的旁观者。

也许因为另外两人的光芒太耀眼,是非太多,又成了“关系不和”系列事件的主角,布雷默很容易就成了被忽视的背景。

布雷默是马特乌斯的队友兼好友。以马特乌斯的冷硬性格,至交好友也不会太多,亏着布雷默性格随和低调,又大一岁,两人从拜仁一路到米兰,逐渐建立起了亲厚的友谊。1990年世界杯决赛对阿根廷,当赢得那个决定胜负的点球时,马特乌斯把罚球权让给了布雷默,因为他知道这有可能是布雷默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布雷默不负众望,点球罚进,而马特乌斯从此顶上了懦夫的帽子——因为他竟然“不敢”罚点球。

布雷默:其实那是有原因的,他的鞋钉松了。

对于马特乌斯看不上克林斯曼这件事儿,布雷默心里有数,个性不合固然是个理由,但更重要是因为克林斯曼太耀眼了,这个小了三四岁的年轻人神采飞扬,表现抢眼,很快夺走了别人的光芒,在俱乐部表现个性,在国家队挑战队长权威。一个天空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太阳,做核心做惯了的马特乌斯心里自然不爽,潜意识里也怕自己被取代吧。

做朋友的布雷默试图为两人斡旋,未果。这两人都太强势,马特乌斯不愿低头,克林斯曼不甘人下,布雷默束手无策。

1992年夏天,德国队从欧洲杯上铩羽而归后,三驾马车解体了,马特乌斯和布雷默在贝肯鲍尔的运作下回到了拜仁,而克林斯曼独自去了法国摩纳哥,后来辗转漂泊到英格兰的热刺队,1995年,才重新回到了德国,加盟了拜仁。

于是,冤家再聚首。

再聚首不是一笑泯恩仇,而是换个地方重新掐。传闻,翅膀硬了的克林斯曼号召对马特乌斯不满的拜仁球员联名上书,撤了马特乌斯的俱乐部队长职务。在国家队,马特乌斯关键时刻受伤,主教练福格茨推波助澜,队长位子也顺理成章地到了克林斯曼手里。

全面失败的“前”双料队长气急败坏,一边养伤一边诅咒克林斯曼“哑火”。而克林斯曼的频频进球就像打在马特乌斯脸上的响亮耳光。

直到1998年,福格茨迫于压力自毁前言重新征召年已37岁的马特乌斯回归国家队,才有了象征这对冤家冰释前嫌的“握手”,但在大庭广众之下,更像是作秀。

1999年5月,克林斯曼退役后在斯图加特举行告别赛,名单上没有马特乌斯的名字。
——克林斯曼,你是不是太小气了,怎么也是多年队友,也应该一笑泯恩仇了吧?
第二年,马特乌斯在拜仁的奥林匹克球场举办告别赛,克林斯曼亲临现场。

——老马邀请了克林斯曼哦,看起来,还是他不计前嫌。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

克林斯曼曾经希望足协为他举办告别赛,最好老队友们都能出席,多年的元老,也应该有这个荣幸吧?但足协懒得理睬,说大家忙着准备欧洲杯呢,没工夫整这个。而且顺口放话:以后不会为球员组织官方的告别赛。克林斯曼黯然。 

克林斯曼:不是我不请,是足协不让。而且他自己也说忙着欧洲杯,天知道他都38岁了还这么敬业,不愧是常青树啊……

转到第二年,马特乌斯要办告别赛了,足协颠儿颠儿地跑来组织。克林斯曼这个气啊,心说足协啊足协,没有你这么偏心的!但接到马特乌斯的邀请函时,他还是选择了赴约。

两个同样的绝世高手,可以把臂成知己,可以挥剑决高下,无论哪种,都比死缠烂打的漫长纠葛强。

十年多的针锋相对,被人关注议论,被人推波助澜,本人添油加醋,有过勾心斗角,有过唇枪舌战、恶语相向,但也有过夺冠时同样的狂喜拥抱。面对失败,像1994年世界杯在美国玫瑰碗球场,也曾有同样的黯然神伤,泪洒球场。也许是利益驱动,也许是好强心性,不甘心,不服气……可是走到今天,当一切已成往事,还有什么是绝对放不开的呢。

克林斯曼:我们之间的差异只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性格而已。
这话不知道是借口还是惋惜。 

6.大观局

可以看出,德国人有一种本事,他们就算私底下你来我往斗得不可开交,一到大面上,还是能抱成团围着一个目标努力奋斗。就像虽然有“马克恩仇录”这个定时炸弹,拜仁还是拿到了1996/1997赛季的冠军,达到了德国俱乐部的高峰。

这个时候,德国国家队的成绩虽然还是不值一提。但德甲联赛却获得了不错的发展机会。

1994年,在一位精神可嘉的比利时球员的努力下,“博斯曼法案”出台,对球员的薪金和转会限制放开,球队经营的商业化环境宽松了。大私营企业开始投资球队,比如著名的拜耳药厂投资了勒沃库森,传媒集团贝塔斯曼投资了柏林赫塔,沃尔夫斯堡的背后力量是大众汽车,拜仁的队徽成了闻名全德国乃至世界的标志。

此时的拜仁主席正是德国的凯撒大帝贝肯鲍尔,在他统治拜仁的15年中,他的非凡成就和号召力,广博的人脉关系以及政治手腕和心机,帮助拜仁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如鱼得水。德国电信、阿迪达斯和奥迪是背后的大赞助商。拜仁不仅在德国足坛财大气粗,而且成了欧洲俱乐部的中坚力量,在欧洲世界足坛大俱乐部的集会中,拜仁是德国足球的首席代表。

无论是拜仁,还是勒沃库森、沃尔夫斯堡,德国俱乐部并不像现在西班牙、意大利、英格兰的某些球队那样冲动地烧钱,他们非常讲究实惠,做生意不是一拍脑袋而是性价比,德甲吸引了很多东欧、北欧等二线足球国的国脚,德甲逐渐发展成为国脚最多的联赛。

7.希望家园

最后我们来讲一段神奇的故事。

在德国西部,海得堡以西,有个叫辛斯海姆的小镇,小镇上有个村庄叫霍芬海姆,德语里的意思是:希望家园。

霍芬海姆就像霍格沃茨一样,在地图上找不到,因为他实在太小了,全村总共才三千多人。虽然村里人不多,但运动爱好者并不少,足球和板球是他们的主要娱乐。1945年足球队和板球队合并,霍芬海姆足球队就一直低级别比赛中自娱自乐,他们的球场只能容纳六千人,但他们踢得很快乐。德国联赛级别重重,德甲对他们来说就是九重宝塔之上的上弦月,那是梦想。

1989年,一个叫迪特马尔·霍普发人开始带领霍芬海姆人朝着梦想出发。

霍普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霍芬海姆踢过中锋,后来跟人合伙创办了SAP。作为欧洲最大的软件公司,SAP为霍普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带着这些财富,霍普回到了霍芬海姆,他投资球队,建造球场和训练设施,邀请有识之士来管理球队,挑选有才能的少年进入球队,逐渐建立起霍芬海姆的各级别梯队。

于是霍芬海姆队从地区比赛、大区联赛、南区联赛一直上升到德乙,终于在2007/2008赛季冲进甲级联赛,20年的时间,默默无闻的小球队会一跃龙门化为龙。

德国足坛大跌眼镜,称之为“霍村奇迹”,然而奇迹还在继续。2008/2009赛季,霍村成为欧洲足坛最大黑马。霍村没有大牌教练,没有大腕球星,球场都是借的,但他们冲劲十足,人员搭配合理,他们的积极拼抢和攻势足球很有观赏性。霍村一时间成了“人气王”,有关他们的比赛收视率创德甲新高,球队的中坚力量也因表现出众被召入国家队,冬歇期之前,霍村以不败战绩拿下了德甲的半程冠军,令一众德甲老大哥颜面扫地。

赛季结束时霍村的成绩是第七,对于一年级新生,不能要求更多。

霍村的路才刚开始,考验还很多,比如是否足够理性,是否能长期坚持,是否在面临困难时能够不说放弃,是否能逐步建立起长久发展的稳固基础。所有成功的俱乐部,都要从这一步开始,也都会经历起落坎坷。 

克林斯曼:迟早有一天,霍芬海姆会成为德国足球界的一支豪门。
我们希望克帅一语成真。

德国的足球人士们,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一员,他们担心未来,忧虑后继力量的不足,忧虑体制的落后,忧虑……但是霍村的成功是个启迪。

足球的大众化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基础的就是在老百姓中间的影响力。淳朴的乡民,小小的霍村,没名气,没球星,他们踢球靠的是纯粹的热情,快乐地踢球,快乐地过日子,他们走到今天靠的是有梦想并且愿意努力去争取,小村庄大梦想,他们美梦成真。

上面这段是童话版的评价,现在回到现实。我们不能忽略霍普的投资,在商业化的今天,有钱是硬道理,但“理性的投资+长远的规划+坚持”才是成功的硬道理。

德国足球,甚至世界足球的希望家园,就存在于这个硬道理中。
我们祝福他们。

评论(1)
热度(19)
  1. 如何说再见三叶梅 转载了此文字
    有些珍贵的史料介绍很详尽,长知识。但也不是笔者所有的观点都同意。
  2. 三叶梅伯伦希尔 转载了此文字
  3. 玫瑰🌹伯伦希尔 转载了此文字
    存看,非常喜欢从文化历史讲起的足球文,毕竟战术看不懂哈哈哈😄

© 伯伦希尔 | Powered by LOFTER